時光漫卷，嶺南歲月悠長，惠州大地鐫刻著深厚歷史記憶。

　　中國的青銅時代有著獨步天下的青銅禮制，在這段近2000年的歲月長河中，從稚嫩走向成熟，從簡單走向復雜，從起步走向繁榮。

　　嶺南地處濱海，遠離中原地區(qū)，其社會發(fā)展有自己的軌跡。學界認為，嶺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那個歷史天空下，東江先民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著獨特的文明——東江文明，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的“銅年時光”，其背后先秦時期嶺南的歷史畫卷，也依稀可見。

　　器物是時代文化演變的反映，是社會形態(tài)折射的結果。對青銅器物進行研究，可以探尋人們的社會活動以及所蘊含的各種意識形態(tài)。

　　最近幾十年來嶺南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伴隨著逐步深入的考古研究，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越來越有力的佐證。

　　20世紀70年代初，一名農民參加廣東饒平浮濱頂大埔山土地平整時，偶然挖出一件銅戈，成為浮濱文化遺存中發(fā)現(xiàn)時代最早的一件青銅器。隨著后續(xù)考古發(fā)現(xiàn)和研究的深入，學界主流觀點認為當地在相當于中原地區(qū)的商代就已經開始鑄造青銅器。

　　東江流域出土的青銅器，品類繁多，分布范圍較廣，從惠東梁化花樹下到博羅石灣鐵場，從龍門平陵路灘到博羅公莊，再到惠東安墩等地，先后出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銅鼎、編鐘、銅斧、銅削刀等青銅器，尤其是2000年博羅橫嶺山墓葬群考古挖掘出銅鼎、甬鐘、陶瓷等大量先秦文物，證明東江流域在兩周時期已進入“以青銅作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青銅時代，赫然印證著嶺南地區(qū)的“夏商周”。

　　這些星羅棋布的青銅器，或就是先秦典籍記載的“縛婁國”的生產工具和軍事武器，承載著惠州的“銅年時光”，散發(fā)著神秘的光芒，吸引人去觀賞、玩味。

　　近年來，廣東多市縣發(fā)現(xiàn)隨葬青銅器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古代嶺南與中原地區(qū)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干道——西江、東江、北江、韓江及其支流兩岸的山岡上。從出土青銅器的器型和紋飾看，這些青銅器與中原地區(qū)、長江流域以及廣西、貴州、云南等地有相似之處，但又極富本地特色。

　　從嶺南地區(qū)歷史遺留的編鐘、甬鐘等重要“信物”判斷，先秦時期嶺南地區(qū)青銅文明與中原地區(qū)同中有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的兩個甬鐘，其質地和形態(tài)，都與中原的編鐘大致相似，而花紋又有所不同，說明這里曾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藝，文明程度與中原相當。它具有中原青銅編鐘的某些特性，也有地方文化的特點，是兩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青銅鑄造的錛、斧、鑿、叉、刮刀等生產、生活工具，同樣帶有中原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有著嶺南地區(qū)自身的文化特點。

　　隨著考古研究不斷深入，一個年代久遠但伴隨著華夏歷史進程的“嶺南歷史”“惠州面貌”，也逐漸由模糊變得清晰，先秦時期的縛婁古國或屬于文明程度較高的方國。當時的人們，生存在一個較為完整的社會組織中，并且建立了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

　　雖然彼時的縛婁古國還沒有中原地區(qū)那種“禮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用鼎”制度，但可以看出，“鐘鳴鼎食”仍然是這些方國上層貴族所追求的。

　　《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睎|江先民的生活，是耕戰(zhàn)一體的，左手漁獵以填飽肚子，右手執(zhí)銳以保護族群。辛勤勞作、人獸搏斗、水陸攻戰(zhàn)等生動、激烈的場面，在那個年代可能每天都在上演。

　　當然，那時并非只有野蠻和愚昧，還有貴族式的禮制、娛樂。橫嶺山墓地銅鼎、公莊陂頭神編鐘、梁化花樹下銅鼎等青銅器，足以打破“嶺南沒有青銅時代”的說法，證實早在縛婁古國時期，嶺南與中原就有了文化交流，縛婁古國貴族也使用青銅樂器，也像中原貴族一樣“鐘鳴鼎食”。

　　先秦時期惠州的青銅文化，鑄就了東江文明的堅實基礎，推動東江文明成為嶺南文明的內核之一，為嶺南文明化與中國化進程奠定重要基礎，為建立多元一體多民族國家的中華文明作出貢獻。

　　如今，縛婁古國編鐘之聲已遠，但它在東江文明、嶺南文明乃至華夏文明史上烙下的深深印記，清晰可見。

　　總 策 劃 王昆發(fā) 
　　總 統(tǒng) 籌 卓炬明 于 澤 
　　李朝榮 劉智慧 
　　策劃統(tǒng)籌 嚴藝超 
　　采訪統(tǒng)籌 張旭華 曾興華 
　　編輯統(tǒng)籌 楊振輝 林正淳 
　　視頻統(tǒng)籌 盤 科 
　　采寫統(tǒng)籌 侯縣軍 
　　文字采寫 侯縣軍 龔 妍 凌保康 
　　圖片攝影 楊建業(yè) 羅劍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