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湖書院始建于南宋，是廣東四大書院之一，近千年來多次重建。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豐湖書院廢棄300多年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廣東提督王文雄、惠州知府李士瑜、連平州知州徐旭旦于西湖黃塘寺之左、覽勝亭之右，捐俸共建豐湖書院。

　　書院建成后不久，提督王文雄（號毅庵，浙江人，文章人品、政事清操，歷宦皆然，提粵尤著。）在書院西側(cè)營建“御書樓”，并把康熙皇帝御賜詩章摹題于石，供奉樓上。

　　為何稱“御書樓”？惠州市委黨史研究小組辦公室、惠州市文化局主編的《惠州史稿》（1982年版本）第五章西湖古跡考記載，御書樓在豐湖書院，清提督王文雄請康熙皇帝寫了杜詩四句，刻在石頭上，藏之以樓，故名。

豐湖書院圖 惠州市博物館供圖

　　為何惠州還能獲康熙御書？

　　根據(jù)康熙年間專門進呈給皇帝御覽的《惠州西湖志》，康熙五十三年（1714），朝廷有編制《皇輿全覽圖》（即當今的全國地圖）的計劃，為此康熙特差欽天監(jiān)、理藩院、養(yǎng)心殿的官員苗壽、朝爾代及武英殿監(jiān)造布爾賽，這些負責(zé)觀察天象、頒布歷法及文書官員會同西洋人麥大成、湯尚賢二位共同來惠州繪圖，實地丈量西湖。

　　欽差大臣來惠數(shù)十日，極為鄭重。時任職廣東提督的王文雄按理也會陪同到惠州。上述《惠州西湖志》卷之一豐湖書院條目亦有記載：“……公（王文雄）以是嬌眾議，更捐俸恭建御書樓，敬摹御賜詩章匾額以上，俾邊海編氓咸得仰瞻宸翰……”

　　考慮到王文雄對惠州豐湖書院的感情，可合理推測他不會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借此特請康熙皇帝御賜墨寶，在其捐俸共建惠州豐湖書院時，有感于豐湖書院的歷史及影響，便與知州徐旭啟旦建御書樓以書院之后，并專門將康熙皇帝親筆所題書法勒石制作成御碑，鎮(zhèn)立御書樓二樓，用皇帝御書來表達建設(shè)御書樓的重要意義：除了能讓平民瞻仰皇帝墨寶，從康熙皇帝所題內(nèi)容所蘊含的意義來看，作為一國之君，或是希望在惠州府建成后的御書樓能跟漢代麒麟閣相比，寓意皇帝表彰對惠州有貢獻的功臣，同時也鼓勵士民要齊心共同為惠州的建設(shè)多作貢獻，爭當?shù)谝还Τ肌?

　　“御書樓”內(nèi)皇帝的墨寶究竟寫了什么內(nèi)容？御書樓建好6年后，涂吳騫以中憲大夫知惠州事守惠，當他專門游覽并目睹到這座建筑時，隨手寫下《御書樓》詩一首，該詩有序曰：……自提臣王文雄邀賜御書杜甫詩為：“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提督文雄摹于石，供奉豐湖書院之上……

桐陰論畫（左）和陶淵明文集 豐湖書藏印

　　逢初一十五登御書樓遙報君澤

　　御書樓建成后，為使臨海的一般平民都可以在豐湖書院瞻仰帝王的墨跡，特意摹刻康熙皇帝的書法，供奉在御書樓上。另這本《惠州西湖志》卷之八事實還記載一則事例，時康熙五十五年，任職廣東提督的王文雄在惠州豐湖書院后蓋一樓，樓上供奉著皇帝的御書，在每月的農(nóng)歷初一和十五，即百官朝參加朔望的日子，都會穿上朝服登樓，朝北叩首，以報君澤，以請圣安。

　　當時在文教建設(shè)中能實實在在得到皇帝的恩寵并御賜墨寶，無疑是這個城市的一件盛大喜事，因此書院落成之時，軍民雜沓，肩摩背負，塞滿湖堤，歌頌之聲響遏流云。

　　根據(jù)成書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世經(jīng)堂藏版《惠州西湖志》（卷二）的十七勝跡圖之豐湖書院圖中，可以清楚看到當年“御書樓”大概樣式，該樓平面呈六角形，為三開間、懸山頂、中間有一正脊的二層樓閣式古典建筑，位于豐湖書院正后方，周邊有文昌閣、黃塘寺等。

　　御書樓建成6年后，時任惠州府太守吳騫在其編著的《惠陽山水紀勝》（西湖紀勝）對御書樓位置仍有專門描述，但15年后的清雍正九年（1731），另一位惠州知府吳簡民在永福寺右建惠陽書院，估計此時豐湖書院再次停用，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惠州人黃安瀾繪西湖全圖仍可見御書樓。

　　20多年后的清嘉慶五年（1800），惠州知府伊秉綬大規(guī)模重建豐湖書院時，史料記載刻石立碑者多，但唯獨未見有描述或記載該御碑，估計已樓塌碑倒。因此，此時詩碑亦可能已經(jīng)損毀，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梁鼎芬“夜閱課卷一百本”

　　說起豐湖書院，勢必繞不過梁鼎芬，歷史上因其掌教豐湖，創(chuàng)設(shè)“書藏”在廣東乃至全國都尤為知名。但實際上，這位曾名震朝野的晚清重臣，對惠州及豐湖書院的感情十分深厚。

　　“夜閱課卷一百本�！边@是梁鼎芬《節(jié)庵先生遺稿》卷三，至豐湖書院日記中的一句話。光緒十二年（1886），梁鼎芬赴惠州執(zhí)教，到惠州第二天，他便與惠州府事夏獻銘詳細談了書院有關(guān)事情，并敲定開課日期，隨即在講堂貼示書院條規(guī)，發(fā)出甄別榜，決定院內(nèi)住院去留人數(shù)；開課前一天，梁鼎芬便一早到書院講堂，備課桌，準備就緒后出書院登稌山惠州府衙答拜夏公，同時也了解一下豐湖書院之前情況。

　　光緒十二年（1886）三月九日，豐湖書院重新開課，梁鼎芬在日記中記錄了生員首題“吾事君以忠”，文童題“尚志”，詩題“孤月此心明”等情形，同時接見學(xué)生一百人，又欲托人尋覓好的《五經(jīng)》善本讀物，以供諸生閱讀，課后慣例在院前院后巡視一周；開課第二天，梁鼎芬陸續(xù)接見七十人后開始定日記程序，抄寫朱子《白鹿洞教備》，計劃托人拿去刻印，夜閱課卷一百本，至凌晨。

　　“夜閱課卷一百本”體現(xiàn)了當時梁鼎芬初至惠州豐湖書院即全力以赴，一心投入教育，為培養(yǎng)好惠州士子的莫大決心。

　　千里摹石入惠州。這是梁鼎芬在其一通手札中表達的意思，該手札題為“奉讬二事”，手札中有一段話：處州有黃山谷書范滂傳石刻，務(wù)欲借觀，重暮上石，惠州有范祠也……梁在惠州豐湖書院期間，光緒十二年（1886）四月十三日寫下了《祭范孟博先生文》。

　　據(jù)民國《惠州西胡志》記載：“范孟博祠在豐湖書院東，記東漢黨人范滂，知府夏獻銘奉命筑�！狈朵瑁ㄗ置喜�）為人正直清高、有氣節(jié)，后被舉薦為孝廉、光祿四行而一直受世人欽佩，同時，他也是中國讀書人的榜樣，為蘇軾自幼所崇拜。另一則史料也表明：“光緒丙戍春，梁節(jié)庵（梁鼎芬）先生主講豐湖，因集郡人士，建后漢范孟博先生祠于書院東�！狈朵韪呱袌载懙娘L(fēng)骨氣節(jié)和整肅政治，清除奸佞的品質(zhì)，正是當時封建士大夫要學(xué)習(xí)的標準，也成為惠州知府夏獻銘和梁鼎芬決心在豐湖書院興建范孟博祠的主要原因。

 
悠悠古樹，擁簇著豐湖書院 制圖/杜卉

　　“豐湖書藏”創(chuàng)建初心有跡可循

　　2010年，惠州重建惠州豐湖書院時，出土一通石碑，殘高104厘米，寬53厘米，厚約7厘米，墨石質(zhì)地，字體為楷書，繁體陰刻，從右至左豎排，顯得端莊厚重，但因表面磨損嚴重，碑上文字難以辨認，后陳列在豐湖書院藏書樓。

　　近期，經(jīng)仔細辨認表面殘存的文字，發(fā)現(xiàn)這通石碑實為《豐湖書院書籍碑記》，為清道光十三年（1833）七月題記立碑，距今約190年歷史。從這通碑記題字內(nèi)容可知，作者顧椿，為廣西林桂縣人，累官桂林知府。清道光二年（1822）進士，道光十二年（1832）應(yīng)惠州知府楊希銓之邀，任惠州豐湖書院山長。據(jù)清代光緒《惠州府志》卷二十四藝文記載，該碑記全文原有500多字，目前這通出土石碑殘存可辨認文字約50字。

　　透過史料記載的碑記內(nèi)容可獲悉，時任惠州太守楊希銓見諸生家少藏書，豐湖書院又尚無書籍，自愿捐出自己的年薪和養(yǎng)廉金，購買了《御籑七經(jīng)》《子史精華》《淵鑒類函》《康熙字典》《欽定四書文》及《四書匯參》等經(jīng)史諸書合計589本，是為書院“藏書之先聲”。這些書籍后來都悉數(shù)藏入豐湖書院澄觀樓內(nèi)，足足放滿兩個櫥柜，以便給更多的學(xué)子翻閱查詢。

　　正因為有這些藏書，50多年后，梁鼎芬踏足并主講惠州豐湖書院，為其創(chuàng)設(shè)當代圖書館管理模式——“豐湖書藏”打下了基礎(chǔ)。而豐湖書藏可謂耗盡了梁鼎芬的心血，以致其離開惠州后，還放話說：數(shù)百年后，征求文獻，必有到我豐湖者也�？梢姰敃r豐湖書院藏書數(shù)量非同一般。

　　為何要在豐湖書院立此碑記？碑記后面也做了相應(yīng)補充并說明，作者在碑記中云：囊者伊墨卿先生典斯郡，倡建書院……今太守之志，將以追蹤前賢，啟茲后學(xué)。椿即為多士慶，且恐后之人忘所自來，而樂為之記云。因此，顧椿認為，伊秉綬倡建惠州豐湖書院后，聘請嶺南才子宋湘來書院主講，致使惠州文士翁然從學(xué)，大大振發(fā)了社會上的讀書風(fēng)氣。為此，他便在其任職豐湖書院的一年間，便寫下了這500多字的《豐湖書院書籍碑記》并勒石以書院內(nèi)，供人敬仰，以勵后人，銘記前賢，正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統(tǒng)籌策劃/羊城晚報記者 馬勇 陳驍鵬

　　文/圖 鐘雪平 林海生